在湘西深山的雾霭中，在黔东南苗寨的火塘旁，流传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说法：有人能以虫为媒，下“蛊”害人。轻则腹痛腹泻，重则神志错乱、日渐消瘦，直至无医可救。千百年来，“蛊术”被视作神秘莫测的黑巫术，甚至被列入古代律法严惩之列。然而，这究竟是超自然的邪术，还是被误解的民间医学与心理暗示的混合体？
“蛊”的最早记载可追溯至《周礼》与《左传》，古人认为其由百虫置于密器中互相残食，最后存活者即为“蛊”。苗族、侗族等西南少数民族地区，确有“养蛊”传说，常与女性关联——“蛊婆”一词至今仍带有污名化色彩。许多离奇病例被归因于中蛊：患者莫名呕吐、腹胀、厌食，医生查无病因，家人便请“端公”或“巫师”驱蛊。有时，一碗符水、一场仪式后症状竟缓解，更强化了蛊术“真实存在”的信念。
现代科学却给出了另一套解释。上世纪80年代，有学者深入贵州、云南等地调查所谓“中蛊”案例，发现多数患者实为感染寄生虫（如肝吸虫、蛔虫）或慢性中毒。当地饮食习惯——如生食鱼虾、腌制发酵食物——恰是寄生虫传播的温床。而“蛊毒”常被描述为“虫在腹中爬行”，与寄生虫病症状高度吻合。更关键的是，部分“蛊药”实为含砷、汞或植物毒素的混合物，长期微量摄入可致神经损伤与消化系统紊乱。
心理因素同样不可忽视。“蛊”的威慑力本身就能引发强烈暗示效应。一旦被怀疑“中蛊”，恐惧会激活身体应激反应，出现心悸、失眠、食欲减退等身心症状，形成恶性循环。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称为“文化结合症候群”——特定文化背景下，集体信念塑造出独特的疾病表现。而“蛊婆”的指控，往往源于邻里纠纷、财产争夺或性别压迫，成为排挤异己的工具。
有趣的是，一些“解蛊”方法竟暗合科学原理。例如，用雄黄酒驱“蛊”，雄黄含硫化砷，确有杀虫作用；焚烧特定草药熏屋，可能起到消毒灭菌效果。古人虽不知微生物为何物，却通过经验积累摸索出应对之法，并披上神秘外衣代代相传。久而久之，实用知识与巫术仪式交织，真假难辨。
如今，随着医疗普及与教育深入，“蛊术”已逐渐褪去恐怖光环。但在偏远村落，仍有老人坚信不疑。2019年，湖南某县曾发生一起“驱蛊”致人死亡事件——家属拒绝送医，反请巫师作法，延误治疗时机。这提醒我们：破除迷信，不能仅靠否定传说，更要提供可及的医疗与科学认知渠道。
蛊术或许从未真正存在，但人类对未知的恐惧、对疾病的无助、对控制感的渴望，却真实如影随形。那些在黑暗中蠕动的“蛊虫”，或许从来不在陶罐里，而在人心深处对解释与掌控的执念之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