万历四十八（1620）年，明神宗朱翊钧驾崩，苦熬十九年太子之位的朱常洛终于登基，改元泰昌，史称明光宗。他八月初一在乾清宫行登极大典时”玉履安和，冲粹无病容”，仪态威严全无病态。可郑贵妃为自保献上八名绝色侍姬，光宗多年压抑一朝释放，纵情声色数日便”圣容顿减”，染起病来。八月十四太医未及施援，司礼监秉笔太监崔文升——原是郑贵妃旧人——奉旨诊脉，竟断定皇帝是邪热内蕴，开了大剂量大黄、芒硝等大寒峻下之剂。朱常洛服后一昼夜腹泻三四十次，委顿不堪，连坐起都困难，朝廷舆论当即炸锅：郑贵妃刚献完美人，她旧部就上来下一剂虎狼泻药，这分明是要置新君于死地！

到了八月二十九，光宗自觉大限将至，忽问内阁首辅方从哲：”鸿胪寺官进药何在？”原来鸿胪寺丞李可灼此前上疏称有祖传”仙丹”可治帝疾，方从哲怕出事一直压着没敢报。光宗执意要试，李可灼被急召入宫，当面说是红铅、秋石（童尿提取）、人乳、辰砂（朱砂，含硫化汞）炼制的红色丸药，道家称”红铅丸”或”三元丹”。午时进第一丸，光宗原本饮汤就喘，吞下药丸后竟面色转红、四肢回暖，开口说”暖润舒畅，思进饮膳”，还连夸李可灼是忠臣。可申时光宗催要第二丸，群臣苦劝无效，再进一丸。次日凌晨——九月初一卯刻——登基刚满一个月的泰昌帝暴崩，留下”一月天子”的凄凉名号，这便是明末三大案中最诡谲的”红丸案”。

红丸到底是什么？明代‌《五杂俎》记载红铅取十三四岁处子初潮经血阴干，合辰砂、乳香、秋石，以鸡子抱炼成丸，嘉靖朝皇帝就常服此类丹药求长生。李可灼所献大抵为此路数：红铅与秋石温补培元，辰砂镇心安神兼染色，参茸佐之。短期小剂量或让人精神一振——正符合光宗服第一丸”回暖思食”的表现。但辰砂含汞，本是慢性重金属毒素，且这类丹药在明代也常被炼作房中春药，含兴奋成分。光宗经崔文升猛泻已严重脱水、电解质紊乱、心功能衰竭，身体如同一盏将灭的油灯，第一丸靠兴奋作用短暂”提亮”，第二丸则把残存元气彻底抽干，汞与兴奋剂的叠加刺激诱发急性循环衰竭——从现代医学看，更可能是病入膏肓加不当用药共同致死，而非单纯中毒或纯属谋杀，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人故意利用这个时机”送一程”。

最大的悬疑始终是政治性的：崔文升为何偏偏是郑贵妃旧人？李可灼一非御医二非太医院推荐，谁给他胆子向垂死皇帝进”仙丹”？方从哲起初拟遗诏赏李可灼，被东林党人群起弹劾，指首辅”虽无弑君之心，却有弑君之实”，方从哲被迫致仕，李可灼遣戍、崔文升发配南京，案子草草收场。天启朝魏忠贤修《三朝要典》又为李可灼翻案免罪，可见此案早被党争裹挟，真相越搅越浑。民间野谈更离奇，有的说红丸里暗掺砒霜鹤顶红专克虚脱之人，有的说郑贵妃买通李可灼行鸩杀——毕竟她曾策划梃击案谋刺朱常洛，动机怎么看都像有。可翻遍‌《明实录》‌《明史》，并无确凿证据指认指使者，李可灼至死也没供出幕后主谋。

四百年来，”红丸案”像乾清宫永远散不去的那缕檀香余烬——你看见光宗服下红丸、看见他回光返照、看见他五更咽气，却永远看不清是谁在帘幕后微微勾了勾嘴角。是郑贵妃的借刀杀人？是东林党事后构陷浙党方从哲的政治话术？还是帝王自身纵欲掏空身子、拒用太医、硬吞方士丹药酿成的离奇医疗事故？历史把答案锁进了泰昌元年九月的那一夜，只留给后人一声叹息：大明最后的喘息，终结在一颗来历不明的红丸里。